教育智库是教育治理现代化架构下重要的制度性安排。为探究影响教育智库影响力的各种条件组合，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全球43个教育智库影响力的形成进行了系统比较。研究表明，政治环境、资政能力、学术产出、公共形象以及国际合作是教育智库影响力的主导性条件变量，历史积淀与资产金额来源是教育智库影响力的辅助性条件变量。高影响力的形成没固定的条件组合公式，不同影响因素的合理组合即可产生高影响力。

  智库是国家多元治理格局中的关键一元，具有功能专业化、研究实用化、类型多样化、视野国际化、超前化等综合属性，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承担着重要使命。作为智库体系重要构成部分的教育智库是教育治理现代化架构下重要的制度性安排，理应热情参加教育治理，扮演好智囊角色，提供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推动中国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影响力映射着智库的存在感及业内地位，是智库的核心价值和生命力所在，也是智库研究中关键的切入点。厘清教育智库影响力的影响因素能为我国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提供一种思路。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思路有两种路径：一是时间路径，即回顾历史，梳理教育智库发展脉络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二是空间路径，即放眼世界，从世界知名教育智库的发展经验中借鉴可行思路。本研究依循空间路径，探索全球范围内知名教育智库影响力的形成机理，寻找教育智库影响力提升的具体方案。

  既有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出发，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案例分析法等方式深入探究了智库影响力的影响因素。李文静等、陈燕等、陈升等对不一样智库的研究表明，产出成果、人员、资金等因素是影响不一样智库影响力的共有因素。Ray和Ma、Kelstrup、梁丽等从智库发展的不同向度切入，探究了智库发展的影响因素，揭示了智库的发展深受政治环境、资金、媒体、政府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国内外关于智库影响力评价的探索也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对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影响力评价体系、中国社科院全球智库综合评价AMI体系、上海社科院中国智库影响力评价体系等已付诸实践的智库影响力评价体系以及朱旭峰等、金芳等学者所构想的智库影响力评价体系等国内外有代表性的智库影响力评价体系进行梳理后发现，刻画智库影响力的具体指标虽有差异，但多数评价体系都聚焦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媒体/舆论影响力（也可归入社会影响力的范畴），也有部分机构注意到了成长能力、管理力、资源等维度。

  既有研究涵盖了智库影响力及其影响因素的多个角度，有助于对智库发展影响因素的全方位、立体化理解，也为本研究在选取影响教育智库影响力的条件变量提供了思路与启发。但既有研究多基于“显微镜”视角，即聚焦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智库，鲜少将视野放大至全世界。同时既有研究多关注一般意义上的智库，对于教育智库的关注度有待提升。基于此，本研究致力于呈现教育智库影响力形成的全球图景，挖掘教育智库影响力的影响因素。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QCA）是一种以分析案例为导向（case-orientation）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QCA中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 QCA, 简称fsQCA）对教育智库影响力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选择这一分析策略主要是基于三方面考量。其一，本研究致力于探寻教育智库影响力的影响因素，理清教育智库影响力形成的复杂机理，而QCA的研究旨趣便在于解读复杂社会现象的成因并挖掘其形成路径。其二，跨案例、多案例的比较能有很大成效避免单案例研究的局限性。其三，QCA在中小规模样本的分析中比回归分析更具优势，在因果复杂性的分析方面更具敏感性，本研究的样本规模符合QCA对样本规模的要求。

  本研究的案例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中的教育智库榜单，案例的选择秉持案例数量足够、资料可获得、排名涵盖各位次段三项原则，经反复筛选，共获得43个可用于分析的案例。这些案例可分为两类：综合性教育智库与专业性教育智库。前者是关注并研究教育问题的综合性智库，后者是专门从事教育研究、提供教育政策咨询的智库。资料收集包括三个步骤：首先，对43个可用于分析的案例进行编码校对。其次，依据教育智库影响力分析框架，通过智库官网、谷歌搜索引擎、《全球智库报告2017》、经济学人等平台获取的资料转换为数据信息。最后，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ProQuest平台外文报刊库、JSTOR数据库等平台为辅助信息源，对从多方获取的教育智库资料做交叉核验，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所获取数据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1. 变量选取。变量选取主要是指对于影响结果变量的条件变量的选取。本研究中的结果变量为教育智库的影响力。在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秉承易于测量原则、数据与变量相契合原则以及可靠性原则，本研究归纳出8个有代表性的影响教育智库影响力的条件变量，即政治环境、资政能力、学术产出、公共形象、国际合作、历史积淀、资产金额来源以及管理力。

  （1）政治环境。政治环境是智库生存的土壤，对智库发展模式具备极其重大的塑造功能。智库主要以政府为服务对象，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地位、生存方式和发挥作用的途径。一国智库运行的政治环境与该国的政治文化之间有高度相关性。《经济学人》近年来年年都会发布《全球国家民主指数报告》，其中包含各国政治文化得分，本研究参照这一数据对教育智库运行的政治环境进行刻画。

  （2）资政能力。资政能力能够理解为智库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并将研究方案转化为政策现实的能力，是智库影响力形成的重要依托，衡量标准见表1。

  （3）学术产出。智库的学术产出通常以其发表的学术论文、出版的学术著作、发布的研究报告、提交的咨询报告为表征。但限于资料可得性，本研究选择通过谷歌学术显示度对教育智库的学术产出进行度量。谷歌学术显示度是指在谷歌学术以智库名称为检索词进行检索所获取的检索结果数量。

  （4）公共形象。智库主要是通过网络、媒体等平台来塑造其公共形象，对智库公共形象的刻画也应重点参考其网络影响力和媒体影响力。智库网络影响力可通过智库在主流搜索引擎上的搜索量衡量。媒体影响力则可以借鉴智库的媒体曝光度和智库在Twitter和Facebook（国际社交网络中颇具影响力的平台）的粉丝数量，粉丝数量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信息传播与可达的范围与广度，能够衡量账号信息传播力。此外，智库的公共形象也包括其在关切政策需求，参与公益项目，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

  （5）国际合作。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是智库塑造国际影响力的有效方式。对教育智库国际合作的衡量参照其与国外教育智库的交流与合作频率，由此判断教育智库是否与国外智库形成了可持续的合作关系。

  （6）历史积淀。智库影响力提升遵循厚积薄发的规律。深厚的历史积淀是智库扩大发展规模、壮大整体实力、增强胜任力的前提与基础。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知名智库都历经了长时间的发展沉淀。智库的历史积淀可通过存续时间长短进行衡量。

  （7）资产金额来源。资金是智库开展一切活动的基础，资产金额来源的多元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智库的独立性。智库要保证公信力的前提之一是尽量规避资产金额来源的单一化，防止被某一单一捐赠者或赞助人控制而成为其“利益代言人”。

  （8）管理力。管理力是指智库的管理者管理评价客体的能力，促进评价客体发展的能力。智库的管理力可从战略、组织、人才、管理风格和价值观等多方面进行考量，具体衡量标准详见表1。

  2. 变量赋值。为方便软件运算，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名称进行简化处理，设置各条件变量对应的标签，influence代表影响力，environment代表教育智库所运行的政治环境，policy代表资政能力，academic表示学术产出，public代表公共形象，cooperation代表国际合作，fund代表资产金额来源，history代表历史积淀，management代表管理力。在QCA中，对变量赋值旨在对某个案例在何种程度上隶属于某个集合进行判断。为提高测度的科学性，尽可能避免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干扰，对各项条件变量的赋值优先参考具有权威性的客观数据，并参照此类研究中的赋值惯例进行赋值。依据变量数据类型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衡量标准与赋值方式，详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政治环境这一变量，本研究采用了QCA常用的四值模糊集赋值法。对于学术产出、公共形象这两个连续变量，本研究参照了既有研究对于连续变量的赋值原则，将连续变量的客观分布作为赋值依据，具体操作方式是将连续变量的中位数作为分界点，得分高于中位数的赋值为1，低于中位数的赋值为0。

  数据校准（建立模糊集赋值表）、必要条件分析、真值表构建、条件组合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是fsQCA的必要步骤。篇幅所限，在此仅对必要条件分析、条件组合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这三个重要环节的结果进行呈现。

  QCA遵循规范的操作步骤，第一步是要对各个条件变量是否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进行判断，这一环节便是必要条件分析。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度（coverage）是QCA的两个核心指标。一致性是判定条件变量是否构成充分或必要条件的重要参考，其数值与回归分析中系数显著度的作用类似。当一致性大于0.8时，意味着有80%以上的案例符合一致性条件，表明X是Y的充分条件。当一致性大于0.9时，意味着X是Y的必要条件。覆盖度的功能是描述条件（组合）X对结果Y的解释力，数字大小代表了解释力的强弱。将专业性教育智库和综合性教育智库的模糊集赋值表分别导入fsQCA 3.0软件，运行一致性分析，得到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分析表2呈现的数据不难发现，对于专业性教育智库，在将结果变量设定为影响力的情境下，只有政治环境这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大于0.9，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13个案例教育智库中，90%以上的智库都运行在良好的政治环境中，同时政治环境对应的覆盖度也较高，表明解释力较强。智库嵌入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良好的政治环境对智库影响力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向塑造作用。其他单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9，这说明除了政治环境之外，不存在作为结果必要条件的单个条件变量，即专业性教育智库的影响力是多个条件变量组合作用的结果。此外，资政能力和国际合作的一致性也超过了0.7，表明二者对专业性教育智库影响力的形成也发挥着推动作用。学术产出、资产金额来源相比政治环境、资政能力和国际合作虽一致性略低，但也都大于0.6，说明学术产出和资产金额来源对于影响力的形成也有一定贡献。

  对于综合性教育智库，当把结果变量设定为影响力时，只有历史积淀这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高于0.9，说明除了历史积淀之外，不存在作为结果必要条件的单个条件变量。这一结果充分表明，深厚的历史积淀对综合性教育智库影响力的形成大有裨益。政治环境的一致性仅次于历史积淀，达到了0.807，表明良好的政治环境在综合性教育智库影响力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正向价值。此外，资政能力、学术产出、公共形象、国际合作与资产金额来源的一致性也超过了0.5，表明这些条件变量对综合性教育智库影响力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条件组合分析基于变量相互依赖假定，强调研究变量间的组合如何在组态层面上发挥并发作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揭示了变量间的“化学反应”而非变量的独立效应。条件组合分析依托真值表运算所产生的三种方案，即复合方案、吝啬方案及中间方案。复合方案在三种方案中完整度最高；吝啬方案的参数结果相对简单，但有极大几率会出现与实际相出入的情况；中间方案介于复合方案与吝啬方案之间，是更符合现实、被采纳最多的一种方案。软件运算结果为，复合方案和中间方案所包含的条件组合一致，且覆盖度与一致性的数值也相同，故依循研究惯例对中间方案做多元化的分析。对结果的分析应着重关注唯一覆盖度，其数值高低反映了条件组合对于结果的解释强度，在本研究中表示哪种条件组合更容易推动教育智库高影响力的形成。

  在fsQCA 3.0软件中运行专业性教育智库真值表，将得到的输出结果整理如表3所示。表3中中间方案一栏所呈现的四种条件组合代表了专业性教育智库高影响力形成的四种路径，其中路径一的唯一覆盖度最高，因而解释力最高。路径一对应的案例是哈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教育政策分析中心、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以及美国的教育政策研究联盟，这一路径可以描述为：强资政能力、高学术产出、良好的公共形象、稳定的国际合作以及良好的政治环境一同推动了高影响力的形成。路径二、路径三、路径四的解释力相同，略低于路径一，但也具有一定解释力。路径二可概括为公共形象、历史积淀、政治环境共同主导型；路径三可归纳为资政能力、国际合作、资产金额来源、政治环境复合作用型；路径四可总结为资政能力、学术产出、国际合作、历史积淀、政治环境多重驱动型。四种条件组合中，政治环境、资政能力、国际合作高频出现，学术产出、公共形象、资产金额来源、历史积淀也有一定显示度，专业性教育智库要想达到一流水平，也需重点从这样一些方面提升。

  在fsQCA 3.0软件中运行综合性教育智库真值表，将得到的输出结果整理如表4。表4的中间方案一栏呈现了综合性教育智库高影响力形成的八种条件组合，其中条件组合四的唯一覆盖度高于其他组合，因而解释力最高。条件组合四可以描述为：在强资政能力、良好的公共形象、稳定的国际合作，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多元的资产金额来源和良好的政治环境的组合作用下，综合性教育智库更易形成高影响力。条件组合四中出现的条件变量充分证明了综合性教育智库之所以“综合”，就在于其各方面的发展都保持了相对均衡，在多方面都交出了满意的答卷。条件组合四对应的案例是美国的城市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卡托研究所，这些智库在资政能力、学术产出、公共形象、国际合作方面均有卓越表现，同时也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良好的政治环境与多元的资产金额来源为其发展保驾护航。同时，八种条件组合各有特色，反映了综合性教育智库高影响力形成路径的多元性，不同因素的合理组合即可塑造出高影响力。

  鉴于fsQCA分析结果对编码取值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故有必要对软件分析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研究对结果变量（教育智库影响力）的赋值标准做了一定调整，按照新的赋值标准对数据重新赋值与运算，发现软件输出结果与之前的结果基本一致。单个条件变量必要条件分析的结果为，条件变量的一致性与覆盖度与之前的结果高度吻合。条件组合分析多呈现出的条件组合类型与之前的结果一致，且方案的总体覆盖度较高，表明教育智库影响力的影响因子拥有非常良好的稳健性，可以比较稳健地解释教育智库影响力。

  纵观综合专业性教育智库和综合性教育智库高影响力形成的条件组合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一：政治环境、资政能力、学术产出、公共形象及国际合作在教育智库高影响力的条件组合中出现的频率相比来说较高，是教育智库影响力的主导性条件变量。主导性条件变量往往发挥着核心推动作用。政治环境是教育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良好的政治环境有利于保障智库生存发展的制度空间及其参与教育治理的制度安排。资政能力反映了教育智库介入教育政策的广度和深度，教育智库的核心使命便在于影响教育政策。国际合作是教育智库影响力形成的助推剂器，体现着智库在全球教育事务治理中的参与度及其辐射半径。学术产出是智库研究成果的生动写照，也是资政能力形成的坚实基础。公共形象刻画了智库研究成果被大众接受的范围及其影响公众舆论的水准，是资政能力形成的催化剂。二者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着资政能力。

  结论二：历史积淀与资产金额来源在教育智库高影响力的条件组合中出现的频率略低于政治环境、资政能力、学术产出、公共形象以及国际合作，但这些条件对教育智库影响力的形成也较为重要，是教育智库影响力的辅助性条件变量。辅助性条件变量通常发挥着触发与助推作用。历史积淀是智库影响力形成的必要积累，厚积薄发是智库发展的应然路径。资产金额来源是智库影响力形成的前提，影响着其研究的客观性与中立性。

  结论三：不同影响因素的合理组合即可产生高影响力。影响力的高低并不取决于某一单一条件，高影响力的形成也没固定的条件组合公式。形成高影响力的教育智库通常是在洞悉自身所处的环境、所嵌入的社会框架及自身优长的基础上，对影响因素进行科学组合。每个教育智库所处的环境、框架及优长不同，组合方式也有所差别。

  基于全球43个教育智库影响力影响因素的分析，本研究从国家层面和智库层面提出对于中国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启示。一个国家的知识生产体制与智库的组织形式深深地嵌入在这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当中，智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运行的政治环境。因而，在国家层面，应为新型教育智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同时也应积极构建新型教育智库参与型的政府决策咨询框架。对于教育智库而言，应多措并举，提升影响力。具体而言，应探索多重路径，强化资政能力；形成研究专长，提高学术产出；投身社会服务，塑造公共形象；拓宽研究视野，扩大国际合作；夯实发展基础，深化历史积淀；拓展经费来源，优化资金布局。同时，教育智库也应意识到，高影响力的形成建立在合理的条件组合基础上。教育智库应依据自己详细情况，洞悉自身发展所深嵌的社会政治环境，审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优化自身“条件组合”，探索发展的抓手。新型教育智库应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开展富有前瞻性的研究，提升资政水平，服务于我国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为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推动教育强国及教育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在服务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新型教育智库也应积极向世界展示富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成果，扩大辐射范围，提升国际影响力，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发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为全球教育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思路、中国方案。

  吴薇，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福建厦门361005